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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的孩子》似乎串聯了許多真實發生的事件,無論是發生在苗栗大埔的「怪手開進稻田」、 公所「資料遺失」不認帳使得鄉民土地遭政府違法侵佔、財團購地蓋飯店時「使族人返鄉工作」的說詞,還有為了是否保要賣地而引發地方民眾之間相互猜忌甚至對立,以及,拿著盾牌面對自己親人長輩的青年警察……。

不過,這些事情都在電影中大多是以讓觀眾舒適的方式處理了,無論是因荒謬如爆紅「擋車妹」而意外得出一個好結果,還是輕輕帶過點到為止。而這許多的「帶過」,雖然讓許多事件與不堪的現實情景一一現身,卻似乎也讓整部電影充滿拼接感,跳轉快速,且情緒充滿。

發生過的事件如第一段所述,而不堪的現實呢?觀光客充滿整個東海岸,他們消費的僅只是娛樂,或許出於不願也或許是因為無法能有其他方式去體會、甚至只是一點點的認真與理解--在這塊土地上真實存在的原住民文化。於是,於族人的豐年祭成為了可以被廉價消費的舞蹈,而且隨便跳也沒有人會發現。

此外,除了媒體困境,還有隔代教養、醫療資源貧乏,還有求學與就業空間其實可能性充滿侷限的問題。不過在電影中,經歷長途轉院的阿公還是萬幸地保有氣息,並且克服了龐大醫藥費,這並未有詳細陳述,在窘迫的現實中,如果大家都能那麼幸運就好了。再來就是賣不出去的稻作、和政府之間「爭議」的土地所有權問題,這兩者在最後因為在「擋車妹」的爆紅而「迎刃而解」。這或許讓觀眾也得以鬆一口氣,如同此時在我們生活周遭那許多微小的「正義」一樣,但這樣救急的「善心」究竟在於面對並解決問題本身而言,幫助有多大?在「擋車妹」逐漸被遺忘之後,如果問題一樣存在,該怎麼辦呢?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最模糊難以站到明確位置的人物,那個名為劉聖雄的土地仲介,要說電影中最立體的角色,或許就是他了。他的位置是困難而且尷尬的,他是土地仲介但他絕非邪惡的壞人。他是一切矛盾聚合之所在,如同現實中「善惡對立」的難以界定,他很複雜,也很困難。畢竟,「對立」其實是個舒適又容易的位置,毋庸置疑。踩住了一邊,總是好說話的。

這部電影的敘事整體呈現了一個是非對錯截然對立的狀態下,善良的一方似乎總將得要戰勝邪惡的一方。,讓這一切序是的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什麼?電影很明確的是一個從原住民族出發的觀點。我並非意指這有什麼不對,但切記,這是使這一切的事件之所以是如此被觀看的首要條件。事情是複雜的,而觀點也可以是多樣的。電影的敘事當然有他所選擇的觀點,遺憾的是在太陽的孩子所採取的敘事下,並非深度的呈現出問題的複雜性,而是以拼接、跳轉以及許多的「帶過」,讓黑白善惡截然相對了。

此外,這部電影讓我最難受的是,面對族人長輩的淚水喊話:「孩子,你的部落在哪裡」,警察放下盾牌走到旁去的那幕。那樣的場面,在我和成群聲援民眾於台東縣政府前等待美麗灣第七次環評結果的那日就見過了。情緒渲染大得驚人,但是,我卻也始終沒有辦法忘記一同從花蓮搭遊覽車南下的路上,坐在我旁邊的女學生在談論小農有機市集的時候,用一種理所當然的口氣感慨的說著:「為什麼大家都不吃真正的食物呢?」

接著,那天在現場,我其實沒有辦法跟著任何人一同喊說「拆拆拆」,我無語。是的,我有立場,我反對那樣的開發,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再說出任何一個字。我知道這個場面或許需要的是什麼,我知道站在那些位置的人可能會說什麼。但是我什麼都沒有辦法說,那太難受了。

究竟,我們該如何面對問題,如何解決事情?是說出來讓大家知情?是引起感動?召喚憤怒?還是抗爭?可是現實不是社運,真實的生活必須繼續,尚未解決的問題它們還在那裡,而留下來面對的是紮紮實實活著的那些人,他們無法看完電影得到慰藉之後轉身離去,在抗爭、在激情過後,生活一樣繼續。如果這部電影召喚的僅只是眼淚、是感動、是激憤,然後還有慰藉,那也就只有這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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